绵竹配资平台 抗日战争时，中国的二鬼子为什么比鬼子多？国民党宣传部严重失职_工作_宣传部门_伪军

二鬼子：抗日战争中的“汉奸伪军”与国民党宣传部的失职

“二鬼子”这一历史名词，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，成为了人民群众对那些背叛民族、充当侵略者帮凶的汉奸和伪军的蔑称。具体来说，这些汉奸包括汪精卫、周佛海、陈公博等人，而伪军则指那些效忠于伪政权的部队，例如汪伪国民政府的和平建国军、伪华北治安军、以及伪满洲国的满洲国防军等。

抗日战争自1931年9月18日爆发，至1945年9月2日结束。在这长达14年的战争中，侵华日军的最高人数曾达到410万人（根据何应钦的《中国与世界前途》数据，1974年）。其中，由日本组建的正规军接近200万，而协助日军的“皇协军”、“保安队”、“警备队”等伪军人员也接近210万（数据来源于抗战纪念网2021年11月10日）。抗战胜利后，中国各抗日力量（包括国共两党军队）接收了约128万日军投降者，同时接管了146万伪军的投降（资料来源：《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》，2015年）。在数量上，伪军甚至超过了日军，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？

这个现象的背后，归结起来便是：国民党宣传部的严重失职。由于领导层的不重视，宣传部门的职责和工作重心始终模糊不清。

国民党宣传部的历程与缺失

众所周知，现代宣传部的职责中，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引导社会舆论、协调新闻工作、以及引导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。然而，早在1924年1月，国民党便决定成立中央宣传部，首任部长为戴季陶，秘书为刘芦隐。然而，国民党的宣传部门虽然成立，但一直未能明确自身的职责和工作内容。早期的宣传工作多由党内高级官员进行指导，但具体的执行计划却缺乏方向性，导致了工作的不明确。

例如，1924年8月，汪精卫曾被任命为宣传部长，但由于工作繁忙，他很快提出由其他人代行部长职务。这一事件就深刻反映了国民党领导层对宣传部的漠视。这种态度对宣传部门的运作产生了直接影响。1924年到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，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行使宣传职能，但直到1926年，蒋介石提出的《整理党务案》明确规定，党内的高级职务不能由共产党人担任，国共两党的合作也由此画上句号。此后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逐渐名存实亡。

宣传部的“名存实亡”与不作为

若从1924年开始追溯国民党宣传部的历任部长，就能发现，宣传部始终未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。以叶楚伧为例，这位江苏吴江人，虽是国民党要员，但他更以文人身份为人所知，曾两次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。然而，在任期间，他不仅未能积极推动宣传工作，反而忙于文艺创作，甚至去江苏省政府当主席。另一位部长张道藩，虽然学识渊博，政绩卓著，但在任宣传部长时，也并未留下实质性的工作成就。

张道藩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主要身份是国民党内部的文艺人才，曾推动西方戏剧、电影、绘画等艺术形式进入中国，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结合。但他作为宣传部长，并未能有效开展宣传工作。实际上，他的宣传工作更多停留在文化推广的层面，远未触及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。

荒唐的禁令与对抗日宣传的压制

最令人费解的是，尽管宣传部缺乏有效的工作重心，它曾发布过一份荒唐的“通令”，禁止拍摄任何与抗日相关的影片。1932年6月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上海的影片公司发出了禁令，称未来关于战争和革命的影片将一律禁止拍摄。这一禁令明确指出，若影片涉及战争、革命等题材，会被视为“挑拨刺激”，并影响政府推动和平的努力。

这一荒谬的禁令导致了许多反映抗日的影片被压制，诸如《上海战史》、以及《东北二女子》都被迫下档。抗日影片被切割和修改，甚至连片名和细节都遭到删减。例如，《战地历险记》中的“日军”被改为“匪军”，《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》被改为《东北义勇军血战史》。这种篡改历史的行为立即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反抗。蔡楚生等电影人曾创作以抗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《血溅红颜》，但同样遭遇禁令，理由是“内容过于激烈”。电影界的左翼分子在《电影艺术》杂志上发出质疑，猛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宣传的做法。

重庆新闻学院的成立与宣传部的局限

虽然国民党宣传部也有过少数积极行动，但大多限于表面。例如，1943年10月，国民党设立了重庆新闻学院，旨在培养国际宣传和新闻人才。这所学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合作，开设了新闻学课程，意图培养能够处理国际舆论的人才。然而，这一举措虽然看似务实，但实际上并未触及国民党宣传工作的核心问题——如何真正解决民众信任和意识形态问题。

新闻舆论的确能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，但仅停留在这一层面，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宣传工作真正的核心，是如何塑造和引导民众的信仰与认同，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。可见，国民党宣传部的工作始终未能深入解决这一问题，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，许多中国人民走上投靠伪军的悲剧原因之一。

历史的启示：宣传工作的核心问题

回顾历史，宣传部的失败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民信的缺失。意识形态的引导需要长期稳定的努力，而不仅仅是新闻报道的覆盖和一些表面的活动。国民党宣传部的失职，正是其未能有效解决民信问题的根本原因。

从抗日战争时期的“二鬼子”现象，到如今的历史反思，宣传工作始终应当关注民众信仰的根本，而这一点，国民党宣传部在当时显然没有做到。历史可以照亮现实，今天的宣传工作依然需要警惕这些问题，并继续努力通过长久而深入的工作来赢得民众的信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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